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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法国和德国的同样试验却发现，具有上述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偏爱由当事人对过程阶段掌握高度自主权。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人是否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真正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法律是否应保持价值中立性。（三）硬家长主义 Anthony T. Kronman认为，家长主义就是通过限制当事人的能力（power）去做法律认为违反他自己利益的行为来保护承诺人自己[9](P763)。

Feinberg起初在其Harm to Self 中，将硬家长主义解释为国家限制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行为，哪怕在当事人充分选择的时候，也要违反他们的意志，使其免于伤害的后果[4](P12)。他们认为需要对这种干预进行道德上的证成，而且将这一要求视为家长主义行为的重要因素。尽管拉兹强调他拒绝（像亚里士多德所建议的那样）认为立法者必须支持一些单独的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标准，但他认为立法者和官员在立法和为社会和个人设立框架的时候可能考虑到什么是生命中好的和有价值的，什么是低级的和邪恶的。该假设认为人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偏好，这些偏好也是不变的，但偏好的内容与逻辑理性没有紧密的联系。而很多在反家长主义之名下的苛责，现在已经被抛弃。

政府对私人退休金制度的鼓励措施是立足于家长主义的限制。洛克纳是纽约一面包房主，他起诉该法律侵犯他的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判定他胜诉。该案件判决认为一个雇主有权拒绝一个残疾的求职者或雇员对某个会给其带来特定危险的工作职位的请求[6]。

这样的观点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很少有人承认有家长主义的倾向，更不要说大胆地确认家长主义原则并挥舞家长主义大旗。但后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在1988和1989年，几个收款人对该款项的滥用使该政策受到很大负面影响[7]。当60年代FDA试图更严格地规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时候，遭到了消费者的反对并在国会的行为中体现了出来。积极自由与个人恰好能选择的选项目进行选择的质量有关。

第二，法典中规定了一个新的被称为 Roth 个人退休帐户的规则。在9件被撤消的案件中，有8件涉及纯粹或主要是纯粹的信息性言论，剩下的一个涉及对促进消耗电力的全面禁止。

有女权主义者认为，尽管现在的妇女比十八世纪的妇女享有很多的权利，但传统观念中认为妇女应主要为家庭服务的看法还没有从雇主的思想里完全消除,浪漫家长主义并没有消失，它以更不明显和更复杂、更精致的面目出现。法院还从来没有否决过一个可能被解释为执行一种真正家长主义政策的对商业言论的限制。在该案件中，Echazabal患有肝炎，而其所申请的工作岗位由于需要接触的的化学物质对其健康有害而拒绝雇佣他，他因此提起了诉讼。（三）宪法 1、表达自由 家长主义在宪法性法律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商业言论和平等权方面。

他认为Vincent Blasi教授已经论证了即便在Posadas一案之前，最高法院类似的判决也没有问题。  注释: [1]Kolchin, Peter. Unfree Labor: 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 [M].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2]Kin Laws, Paternalism and Politics, The revival of paternalism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M].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3]Joel Feinberg, Legal Paternalism, in Paternalism.[M].Rolf Sartorius ed, University of Minneaplois Press(1983) [4]Joel Feinberg,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Harm to Self Vol 3.[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1859). [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6]Cass R. Sunstein, Legal Interference With Private Preferences, 53 U. Chi. L. Rev,1986. [7]John Hospers, Libertarianism and Legal Paternalism. [J].4 J. Libertarian Studies ,1980. [8]Thaddeus Mason Pope, Counting the Dragon‘s Teeth and Claws: The Definition of Hard Paternalism. [J].20 Ga. St. U.L. Rev. Spring, 2004. [9]Anthony T. Kronman, Paternalism and the Law of Contracts. [J].92 Yale L.J. April ,1983. [10]Gerald Dworkin, Paternalism, in Morality and the Law. [M]. Richard Wasserstrom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71). [11]Joel Feinberg, Paternalism, In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M]. Donald M. Borchert, ed,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1996) [12] Huber, The Old-New Division in Risk Regulation. [J]. 69 Va. L. Rev, 1983. [13]David L. Shapiro,Courts, Legislatures, and Paternalism. [J]. 74 Va. L. Rev. April, 1988. [14]From Paternalism to Socialism. [J]. Constitutional Review, 1922. [15]Clarence J Ruddy, Hypocrisy----The byproduct of Paternalism. [J]. The Nortre Dame Lawyer ,1928-1929. [16] H.L.A. Hart,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17]Paul Burrows , Analyzing legal Paternalism.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5, 1995. [18]理查德·A·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那些由年老、贫穷、柔弱、迷惑的人们引发的问题不能完全将其放到贴有自治标签的盒子里或帖有利益（慈善）的盒子里去。１８９０年的《独立养老金法》规定，对于依靠养老金为生的人，任何代理人、律师等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不得要求其超过１０美元的报酬。

正如密尔所说，这些干预必须为提高主体的利益和自治。但洛克纳案的判决直到1937年才被翻转过来。

但基于纯粹家长主义基础的烟草规制很快消逝了。但本文将集中讨论家长主义关于法律的理论和实践。

整体上美国的退休制度经常被比喻成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社会保障是其中的一条腿，雇主负责保障的退休计划是第二条腿，私人的个人储蓄是第三条腿[32](P1419,1420-1421)。针对第一个条件：管理人必须主观上具有限制当事人自由的意图。一些行政主体通过对相对人个人行为的规制实现其家长主义的目的。该机关采取了一些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可以发现受益人的利益可以为代理支付所保证。浪漫家长主义加强了这些限制，将妇女的经济生活作为第二优先考虑的对象，而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作为首要的考虑对象。虽然浪漫家长主义实际的扩展受到限制，但仍以女性工资、女性工作的形式限制妇女[38](P135)。

Jeremy Waldron认为，中立性要求原来是针对宗教信仰的，现在被扩展到道德规范中[22](P1097)。(一)合同法 现有的资料表明，美国最早运用法律家长主义的判决是１８９４年的Frisbie v. United states。

学界在使用家长主义概念的时候，存在着诸多分化和歧义，有的将任何带有善意的法律行为都归结为家长主义[7]，有的将带有善意和强制规定的法律都归结为家长主义式的，在概括意义上使用而不加细分[8]，更多的是将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并予以细化[9]。合格的退休计划是围绕传统的公司退休金计划、401计划、为雇工利益设置的免税或受教育而追加退休养老金计划以及个人退休帐户计划等等。

.但ADA也在引起大量的争议，这在2002年体现得更为明显。对此，有学者做出这样的回答：有一点非常令我奇怪，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热心地坚持认为：那些从伤害中承受的不幸最多的人最不可能从该立法中获益[17](P500)。

他还认为，由于诸多人类选择的不可靠性，我们不应该假定（偏好-选择-评估命题提供的）自由选择的工具主义观点在各种选择背景下都具有说服力。平等雇佣委员会在其规章中引用了参议院的报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报告和众议院劳动委员会的报告，进而论证了其认为直接威胁包含对自身威胁的观点[37](P521)。它没有资格享受所有方面的税务优惠，也就无需联邦税务局（IRS）的核准，故不受IRS的制约[2]。1970年代的围绕着苦杏仁苷（Laetrile）的争议是硬家长主义在公共健康规制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28](P1695)。

当然，围绕软家长主义的态度争议不少，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正的限制自由的原则[13]。而且，这样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的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里也屡见不鲜。

在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的一个禁止烟草的广告和促销禁令的合宪性讨论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Daniel Hays Lowenstein认为该禁令是合宪的[35](P1205)。软家长主义的理论依据是：人们在做出的选择并不总能反应他们的愿望和偏好。

（二）软家长主义 软家长主义的核心是：只有真实（即那些在认知上和意志上没有欠缺）的决定才值得尊重[10]。限制消费者对药品的选择领域。

这个假设认为，人们的偏好为了偏好的内在的一致性满足一系列的要求，Kahneman称之为理性的逻辑性概念[1]。Gert 和Culver主张应对家长主义干预予以道德上的要求，他们认为在对自由进行限制的时候，必须要证明这种限制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才能是家长主义的[16]。1939年国会授权给社会保障局将社会保障利益给受益人的朋友、亲戚或合格的组织。早期的讨论性别平等的法学被注入了现在被称为浪漫家长主义的理论[12]。

对药品而言，其结果有点矛盾：在没有规制（规制真空）的时候，选择自由失去了其大多数价值，因为对做出有意义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只有在一些自由退后、有利于规制的时候才存在。ADA中资格标准(qualification standards)包括要求不得对工作场所的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有直接的威胁, 雇主可以此来作为不雇佣该残疾人的理由。

一般来说，电力的广告很可能比其他消费产品（当然包括烟草）更具有信息性。这种解释依据的是纯粹的个人最高权（sovereign）自治的概念，将自治视为最高（sovereign）的权利[24](P460)。

这种行政家长主义的一个例子就是社会保障局的代理收款人计划。法院认为除非这种限制能合理地提高公共福利，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受干涉[12]。